克蘿依正式拾起相機開始拍照,其實只有短短四年的時間。2005年一月南亞大海嘯發生之後,她應朋友之邀到斯里蘭卡為國際健康組織(Circle of Health International)拍攝一支募款用的宣導短片。臨行前,她決定帶一部相機同行 — 這便是克蘿依攝影生涯的開始。「我決定投身攝影有兩個原因。其一,拍攝短片實在太曠日廢時了!」克蘿依逗趣地翻著白眼,「但是(數位)攝影可以讓我立刻看 到成果。」

另一個使她拿起相機的原因,則是一群巴勒斯坦籍攝影記者。就在前往斯里蘭卡的前一年,克蘿依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FDP)贊助下,到約旦河西岸那不勒斯(N a b l u s)的那札大學(A n- Najar University)教短片製作。「我想,好吧,那就順便拍一支短片好了。雖然不知道要拍什麼。」克蘿依笑道。這一派輕鬆的開始最終成了一支記錄巴勒斯坦攝影記者生活的短片,名為“Shots That Bind”,也使她踏進紀實攝影。


▲一個伊拉克小女孩展示她哥哥的最後一張照片 — 他生前被綁架、凌虐,最後慘遭殺害。她的父親亦曾遭槍擊,雖然僥倖活命,身心卻已俱殘。由於威脅騷擾不斷, 她與家人被迫於2008年6月逃到敘利亞大馬士革(Damascus, Syria),目前僅能靠乞討度日。

 

拾起相機的轉捩點

某個清晨六點多,以色列軍人一如往常開著坦克,大搖大擺駛進那不勒斯市中心,克蘿依與其他巴勒斯坦攝影記者也如常抓起攝影機猛拍。「每天早上都是這樣。」克蘿依說,「他們會停在學生上課必經的路上,耀武揚威、裝模作樣,好激怒巴勒斯坦青少年向他們丟石頭。只要有人丟了, 他們就有藉口開槍。許多孩子就這樣死在手術台上,或終身殘廢。」與往常不同的是,坦克竟然就在她的鏡頭下,拋錨了,冒著黑煙原地打轉;興奮的巴勒斯坦青少年自然對著坦克丟擲石頭,以色列士兵也開槍還擊。折騰了兩個多小時, 坦克終於駛到下一個路口,克蘿依與其他攝影記者自然也追上前去,試著拍下每一件事。

就在槍林彈雨中,背景突然響起一陣驚呼;克蘿依的鏡頭猶豫了一會兒才低下去,找到一雙躺在血泊中的腿。這穿著媒體識別背心的人,是半個頭不見了的納吉(N a z e h D a r w a z e h),在美聯社電視新聞(A s s o c i a t e d P r e s s Television News, APTN)任職的攝影記者。在其他巴勒斯坦記者都放下相機痛哭的時候,她強忍著悲傷,記錄下整個經過。「我決定繼續拍,因為這件事必須讓全世界知道。」克蘿依說。

好友就在身邊被射殺致死的事實, 並沒有嚇退克蘿依。相反地,她決定將鏡頭對準這群最不受尊重、生命最沒有保障的巴勒斯坦籍攝影記者們;她想知道,這些出身當地的攝影記者,如何在生命威脅與排山倒海的壓力下工作?克蘿依花了一年的時間,隨行拍攝這些攝影記者的生活,讓這些為了新聞報導出生入死的無名英雄們,也有機會在鏡頭前表達他們的掙扎與困境。


▲一個巴勒斯坦小女孩,在約旦安曼難民營的家門前。1948年起巴勒斯坦人就開始流離失所,目前已有三代。「相較於剛開始學著當難民的伊拉克人來說,他們已經是專業的難民了。」克蘿依說。

 

巴勒斯坦籍攝影記者處境艱困

身為巴勒斯坦人,這些攝影記者即使配戴著媒體識別證,穿著防彈背心與頭盔,仍時常受到以色列士兵不平等的待遇。「以色列人說,你是巴勒斯坦人,你只會報導對你們有利的事。他們檢查我的識別證、檢查我的東西,只因為我是巴勒斯坦人。」路透社記者阿貝.庫西尼(Abed Qusini)苦笑,「但是巴勒斯坦人看到我為了工作,跟以色列檢查哨的士兵握手、裝熟,在坦克後拍照,他們又覺得我會偏袒以色列,不會報導真相。」
由於處境危險,各媒體都會提供媒體識別證、長鏡頭、醒目的反光背心、防彈背心與頭盔等供攝影記者穿戴,以免發生不測。「但當坦克從500公尺外掃射時,幫助不大。」路透社電視攝影記者哈山.堤地(Hassan Titi)說。為了安全起見,記者們通常會集體行動,彼此也培養出非常深厚的情感。

 


▲即使能留下來,難民們也只能等待 — 他們不能工作,不被允許擁有任何資產,卻必須付出高昂的簽證費與房租。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照片中所見的破舊公寓位於黎巴嫩貝魯特, 雖然沒水沒電,每月房租卻高達數百美金,且持續攀升;這使得許多原本尚屬小康的伊拉克人淪入貧無立錐之地。在有國家願意接納之前,未獲安置的難民們只能虛擲光陰。「我們被困在這牢籠裡,無處可去,也無家可歸。」一位難民說。

 

(欲知Kloie Pico踏進戰地的勇氣從何而來,請見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