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蘿依正式拾起相機開始拍照，其實只有短短四年的時間。2005年一月南亞大海嘯發生之後，她應朋友之邀到斯里蘭卡為國際健康組織（Circle of Health International）拍攝一支募款用的宣導短片。臨行前，她決定帶一部相機同行 — 這便是克蘿依攝影生涯的開始。「我決定投身攝影有兩個原因。其一，拍攝短片實在太曠日廢時了！」克蘿依逗趣地翻著白眼，「但是（數位）攝影可以讓我立刻看 到成果。」
另一個使她拿起相機的原因，則是一群巴勒斯坦籍攝影記者。就在前往斯里蘭卡的前一年，克蘿依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FDP）贊助下，到約旦河西岸那不勒斯（N a b l u s）的那札大學（A n- Najar University）教短片製作。「我想，好吧，那就順便拍一支短片好了。雖然不知道要拍什麼。」克蘿依笑道。這一派輕鬆的開始最終成了一支記錄巴勒斯坦攝影記者生活的短片，名為“Shots That Bind”，也使她踏進紀實攝影。
▲一個伊拉克小女孩展示她哥哥的最後一張照片 — 他生前被綁架、凌虐，最後慘遭殺害。她的父親亦曾遭槍擊，雖然僥倖活命，身心卻已俱殘。由於威脅騷擾不斷， 她與家人被迫於2008年6月逃到敘利亞大馬士革（Damascus, Syria），目前僅能靠乞討度日。
拾起相機的轉捩點
某個清晨六點多，以色列軍人一如往常開著坦克，大搖大擺駛進那不勒斯市中心，克蘿依與其他巴勒斯坦攝影記者也如常抓起攝影機猛拍。「每天早上都是這樣。」克蘿依說，「他們會停在學生上課必經的路上，耀武揚威、裝模作樣，好激怒巴勒斯坦青少年向他們丟石頭。只要有人丟了， 他們就有藉口開槍。許多孩子就這樣死在手術台上，或終身殘廢。」與往常不同的是，坦克竟然就在她的鏡頭下，拋錨了，冒著黑煙原地打轉；興奮的巴勒斯坦青少年自然對著坦克丟擲石頭，以色列士兵也開槍還擊。折騰了兩個多小時， 坦克終於駛到下一個路口，克蘿依與其他攝影記者自然也追上前去，試著拍下每一件事。
就在槍林彈雨中，背景突然響起一陣驚呼；克蘿依的鏡頭猶豫了一會兒才低下去，找到一雙躺在血泊中的腿。這穿著媒體識別背心的人，是半個頭不見了的納吉（N a z e h D a r w a z e h），在美聯社電視新聞（A s s o c i a t e d P r e s s Television News, APTN）任職的攝影記者。在其他巴勒斯坦記者都放下相機痛哭的時候，她強忍著悲傷，記錄下整個經過。「我決定繼續拍，因為這件事必須讓全世界知道。」克蘿依說。
好友就在身邊被射殺致死的事實， 並沒有嚇退克蘿依。相反地，她決定將鏡頭對準這群最不受尊重、生命最沒有保障的巴勒斯坦籍攝影記者們；她想知道，這些出身當地的攝影記者，如何在生命威脅與排山倒海的壓力下工作？克蘿依花了一年的時間，隨行拍攝這些攝影記者的生活，讓這些為了新聞報導出生入死的無名英雄們，也有機會在鏡頭前表達他們的掙扎與困境。
▲一個巴勒斯坦小女孩，在約旦安曼難民營的家門前。1948年起巴勒斯坦人就開始流離失所，目前已有三代。「相較於剛開始學著當難民的伊拉克人來說，他們已經是專業的難民了。」克蘿依說。
巴勒斯坦籍攝影記者處境艱困
身為巴勒斯坦人，這些攝影記者即使配戴著媒體識別證，穿著防彈背心與頭盔，仍時常受到以色列士兵不平等的待遇。「以色列人說，你是巴勒斯坦人，你只會報導對你們有利的事。他們檢查我的識別證、檢查我的東西，只因為我是巴勒斯坦人。」路透社記者阿貝．庫西尼（Abed Qusini）苦笑，「但是巴勒斯坦人看到我為了工作，跟以色列檢查哨的士兵握手、裝熟，在坦克後拍照，他們又覺得我會偏袒以色列，不會報導真相。」
由於處境危險，各媒體都會提供媒體識別證、長鏡頭、醒目的反光背心、防彈背心與頭盔等供攝影記者穿戴，以免發生不測。「但當坦克從500公尺外掃射時，幫助不大。」路透社電視攝影記者哈山．堤地（Hassan Titi）說。為了安全起見，記者們通常會集體行動，彼此也培養出非常深厚的情感。
▲即使能留下來，難民們也只能等待 — 他們不能工作，不被允許擁有任何資產，卻必須付出高昂的簽證費與房租。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照片中所見的破舊公寓位於黎巴嫩貝魯特， 雖然沒水沒電，每月房租卻高達數百美金，且持續攀升；這使得許多原本尚屬小康的伊拉克人淪入貧無立錐之地。在有國家願意接納之前，未獲安置的難民們只能虛擲光陰。「我們被困在這牢籠裡，無處可去，也無家可歸。」一位難民說。
（欲知Kloie Pico踏進戰地的勇氣從何而來，請見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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