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春天,卡帕開始著手成立那個他講了很久的攝影師合作組織。他安排了一次午餐,這是一次愉快的、由這位美食家請客的午餐,這種非正式的會議形式,也預示了這個組織成立後的模式。午餐會設在紐約西五十三街現代藝術博物館裝潢典雅的二樓餐廳裡。沒有人能記起那天的確切日期,但可以肯定是三月或者四月。同樣,沒有一個人有預見性地記錄下出席午餐會的來賓名單,以及是誰、又是如何提出了用「馬格南」作為聯合會的名字。只有一點可以猜測出的,是大家都認為用﹁馬格南﹂這個名字,對這樣一個豪放並有冒險性的事業最為合適。因為「Magnum」的拉丁文原意是偉大、頑強,也與某個著名香檳酒的名字相同,含有慶祝之意。

至於那天午餐的帳單是否真由卡帕支付,也沒能得到證實,但午餐會的主人是卡帕這一點倒無庸置疑。卡帕常常經濟拮据,如果午餐會前一天,卡帕賭馬或在賭場運氣好的話,他會很樂意付這筆帳單。但如果不走運的話,他可能會運用他的魅力,把為這個重要活動支付帳單的「榮譽」讓給別人。

 

在一九四七年三月或四月的這個重要日子,與卡帕坐在一起的有《生活》雜誌的攝影師比爾.范迪維特(Bill Vandivert)和他的妻子麗塔.范迪維特(Rita Vandivert),還有早年從歐洲流亡美國的女圖片商瑪麗亞.愛斯納,二戰中她一直被關在庇里牛斯難民營,後來又設法逃到美國。卡帕三位最好的朋友都缺席了:布列松仍與美國作家約翰.麥考倫.布利寧在美國旅行,要完成他們關於美國的攝影與文字工作;西摩則在歐洲拍攝二戰後的遺留問題,尤其是那些已化為廢墟的城市裡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喬治.羅傑剛與他的妻子在地中海東部的賽普勒斯安頓下來,正準備為《畫刊》雜誌(Illustrated)北非隨軍採訪蒙哥馬利的第八軍團,羅傑將乘著他那輛從布魯塞爾德軍手中繳獲的彈痕累累的帕卡德汽車(Packard),報導第八軍團在非洲的挺進。

也許這三位攝影師的缺席,正好可以讓卡帕支配整個會議流程。實際上,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卡帕要成立一個攝影師自己的圖片社的想法就已經產生了:這就是由意氣相投、有相同觀點的攝影師們組成一個合作經營組織,為它的成員提供選擇自己任務的自由。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時期,很多社會團體、反資本主義組織和自由派人士,受到左翼理想主義的推動,都要求成為自己的主人,並紛紛尋找合作經營的項目,以提供和建立一個可行的烏托邦主義的相互關係。而人本主義以及提升個人的價值,也成了剛剛經歷恐怖極權統治下的世界的主流價值。

 

一九四五年,卡帕已經加入剛成立的美國雜誌攝影師協會,並成為一名活躍的成員,他在各種會議上為攝影師爭取權利。在那時他已有了馬格南的概念和發想。最初,他只是想拍攝自己感興趣但不一定是雜誌編輯們喜愛的題材。後來,他發現最重要的是能保留他自己作品的版權。這在當時是一種革命性的想法,因為一直到那個時候,雜誌的編輯們承擔了派任攝影師的各項費用,就等於買下了照片的永久性版權。卡帕意識到他已經把不少著名作品的版權留給了雜誌社,然而這些作品是他個人的成就,還可以為他今後的生活提供收入,因此他再也不想賣斷作品的版權了。

從概念上講,攝影師對編輯並不重要,除非他擁有自己作品的版權,而保護這些版權的最好途徑就是通過一個合作經營組織。卡帕與他的朋友們在攝影史上最先提出了版權這個最敏感的議題,因此,即使他們不再做任何事,就已經使自己的職業取得了自由:把攝影師從僱傭身分轉為自由藝術家

至於卡帕自己是否知道他正在從事這樣一件偉大的事,並不能十分確定。因為在午餐會期間詳細討論出的合作組織架構細節上,並沒有提及這一重大意義。當時出席午餐會的七人,再加上缺席的三位攝影師共十人,將成為馬格南首批成員。討論還決定,每人繳四百美元作為圖片社的發起經費。如果拍攝工作是由圖片社提供給成員的,圖片社將抽取百分之四十的收益;如果工作是由成員自己發想的,圖片社則收取百分之三十的佣金。在攝影工作完成後的照片製作費上,圖片社和攝影師各分擔一半的費用。麗塔.范迪維特對經營她丈夫的事務頗有經驗,所以由她擔任圖片社設在紐約的辦公室主任,年薪八千美元。瑪麗亞.愛斯納則被指派為祕書兼財務主管,也是巴黎「辦公室」的主任,年薪四千美元。紐約辦公室暫設在范迪維特在格林威治村第八街的小公寓套房並兼當暗房,巴黎辦公室則設在愛斯納戰前經營的「聯合圖片社」的所在地。

 

每位攝影師將有各自的拍攝責任區:喬治·羅傑負責中東和非洲;范迪維特負責美國;西摩負責歐洲;布列松則負責亞洲及遠東地區,因為他在那些地區有較豐富的經驗;而卡帕則不限定區域,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自由選擇。約翰.莫里斯當時是《婦女家庭》月刊(Ladies’ Home Journal)的主編,很快就成了馬格南的主要客戶。莫里斯形容卡帕和他的好朋友們的動機是:「基於他們在戰前饑腸轆轆的日子裡當攝影記者的共同經歷,希望在戰後能有更多、更頻繁的工作機會,把全世界的新聞鮮活地呈現在大家面前,也希望他們的照片能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的見證。」

卡帕在馬格南工作,第一年將可得到大約五萬美元的年薪。另外,他在紐約辦事處還有五千美元的活動經費,在巴黎則有二千五百美元的活動經費。這樣的年薪並非毫無根據,戰後人們熱切地希望了解世界各地的資訊,像《生活》雜誌和《圖片郵報》這一類以圖片為主的刊物正在迅速增加,出版量也十分驚人。戰後那些年,雜誌編輯領悟到讀者想把這個越來越複雜的世界弄明白。因此,在圖片市場的龐大需求下,對於像馬格南這樣的攝影記者,將會供不應求。

在圖片社宣布成立之後還有一些法律手續,所以麗塔.范迪維特花了幾週的時間辦完這些事情之後,才寫信給布列松、西摩和羅傑,告訴他們三人現在已是新成立的馬格南圖片社的副主席了,並歡迎他們來這個「時代公司奇臭俱樂部」(Time Inc. Stink Club)。這個詞可能來自《時代》跟《生活》雜誌對馬格南圖片社成立這樁新聞的粗魯反應,因為這個剛剛誕生的圖片供應社,將保留所有為刊物和報紙所提供圖片的版權,這一想法觸怒了《生活》和《時代》這兩本雜誌。范迪維特還告訴這三位副主席,他們與馬格南已簽了一年的合約,在年末之時,就可以在巴黎、倫敦或紐約坐下來分享利潤了。范迪維特興奮地說:「我想我們都迫不及待要在巴黎、倫敦或紐約碰面來迎接那個大日子,到時一定要開香檳慶祝!」

范迪維特在信中還講到卡帕精明的構想:「他可以跟一家出版單位溝通好派他出去採訪,費用由該出版單位支付,他在那裡一邊拍攝對方指定的主題和所要求的版面,同時還可以盡可能地多拍些別的內容。當他去別處工作時,會與紐約和巴黎辦事處保持密切聯繫,讓辦事處知道他在拍什麼、在那裡會待多久、將去什麼地方,這樣就可以節省時間、精力與材料費等等。攝影師必須要知道各雜誌社感興趣的題材,他們要設法為雜誌社拍到想要的題材;而辦公室助手們,就必須知道馬格南的攝影師們現在都在哪裡(當然晚上下班後的行蹤就不需要掌握了)。你覺得這樣的作法也適用在你身上嗎?」

 

馬格南攝影圖片社的公司登記證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由紐約市政府簽發,其中公司的成立目的和經營範圍透過明確的法律用語列舉如下:「從事攝影、肖像、圖片和繪畫生意;進行加工、組織、設計、創作和製作;對人物、地點、景觀、事件做出呈現,並進行商業性、工業性、藝術性的攝影;與攝影師、畫家和藝術家、藝術作品供應商在材料、設備上開展合作;進行各種藝術作品的圖片處理;在所屬的各分部經營同樣的業務,包括在全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

律師們努力讓這家剛成立的圖片社囊括所有的經營項目,所以在其中一個段落建議馬格南也可以經營「設計,並取得製造、購買、銷售、進口、出口和凡與相機產品及使用有關的各項專利」,而另一段落則包括了「製造、拍攝和出售各種規格的膠片及黑白和彩色電影」。在其他段落中則是關於成立和經營一個電影膠卷沖洗公司,並與「繪畫、素描、蝕刻、照片的購買、銷售、進口、出口和展覽」相關的權利。歐文.肖回憶,為慶祝圖片社的正式成立,他們舉行了一個慶祝會,他描寫道:「慶祝會的氣氛狂熱,活像是工會投票表決通過總罷工的決定,也好像是足球隊贏得冠軍,更像是羅馬的狂歡節。」但約翰.莫里斯的回憶稍有出入,他記得公司證書簽發的當天晚上,在范迪維特家裡開了慶祝會,大家喝著香檳,但總人數不會多於十二人。

 

范迪維特給羅傑的信,兩個星期後才到達羅傑在賽普勒斯島的家中。在羅傑還沒接到這封信之前,又有一封從紐約發來的電報,詢問他對馬格南成立的看法,並希望他能接受所有決議。雖然卡帕在成立會上一再堅持說羅傑一定會熱中於加入圖片社,但從羅傑對電報和范迪維特的回信中,卻看得出他還沒有完全打定主意:「成立馬格南圖片社肯定是個極好的主意,如果經營得好,可能會發展成一個龐大的組織。我很高興已被吸收進圖片社,但它這樣突然地誕生,對我來說有點意外。卡帕確實在巴黎和紐約曾對我談起過組織攝影師圖片社的事,但我覺得這些聽起來太美好,不太可能實現。因為他還提到每位參與者要拿出五百英鎊作為投資,所以我想還是把所有這些事從我腦子裡拋開的好。……我沒有想到我已被吸收成為組織的成員,因此再一次強調,當我收到信和電報時十分吃驚。」

在很久之後,為紀念馬格南成立三十週年的《攝影技術》(Photo Technique)一書中,收錄了一篇羅傑對此事的回憶,看法稍有不同:「在北非登陸之後,鮑伯(Bob,朋友對卡帕的暱稱)說到將來。他在突尼斯和巴勒摩(Palermo)說過,後來當我們穿過了薩萊諾、安濟奧(Anzio)和蒙特卡西諾(Montecassino)之後,他又說到將來—他說那將是一個攝影師們的合作組織—一種兄弟關係,跳過那些乏味的編輯部和審查制度。這樣,攝影師可以傳達世界的本來面貌,可以拍他們覺得值得拍的內容。」

 

▲一個國民黨軍官把家當堆在人力車上,帶著男孩搶在共軍進城之前逃離。背景則是數千名住在臨時帳篷的難民。布列松攝於南京,一九四九年四月。(MAGNUM/東方IC)

 

細心又務實的羅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的問題成為日後一直困擾著馬格南的魔咒,並且至今依然存在—在圖片社工作的攝影師們的經營能力頗令人懷疑。「會要一個圖片社有一個由主任組成的委員會,而這七個委員中的五個終年在世界各地拍照,這似乎有些難以想像,甚至每年委員開一次年會都將十分困難。年會應該在紐約、巴黎還是在倫敦開?這還意味著必須迫使正在工作、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成員,暫停手頭的任務回來開會。那些遠在中國、開羅的成員也都要被叫回來開會,少時間都浪費在路途上。最後,如果到了年末圖片社還能提供攝影師們回來開會的經費,那就很不錯了。」羅傑還建議吸收兩位非攝影師加入圖片社,比如一位律師和一位出版事務專家來經營這個圖片社,但他的建議被否決了。

西摩在收到范迪維特的信時,也沒能爽快地回信,只是發出一個簡信說自己正計劃返回美國—儘管他被分在歐洲地區作為他拍攝領域。卡帕十分生氣,連夜起草了一封電報發往西摩在柏林的旅館:「愛斯納已告知你圖片社成立的細節,你是馬格南圖片社副主席,安排已定。圖片社將在兩週內電告你兩項任務,如你現在返回美國將嚴重影響圖片社的工作,請一定要留在歐洲。愛斯納與我幾週內到達巴黎。請即電覆。卡帕。」

西摩同意在歐洲待下去,但預計的任務沒到,他開始變得急躁起來。他向紐約發了一份客氣的抱怨電報,但收到了麗塔.范迪維特從紐約發回的一份嚴厲的回電:「與我聯繫的首條規則不是提醒我要去做什麼事。當我與紐約的編輯們說西摩在巴黎,將去波蘭和德國,他們不會興奮起來,因為我連一個報導故事也無法拿給他們看。我沒有你的作品,實際上他們也不知道你在幹什麼,如果你感到不高興,出去拍一組好的圖片報導,並給我寄來。」

 

 

本文已取得漫遊者出版授權,原文出自於《揹相機的革命家